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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苗场 5814

发源地:习水醒民、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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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苗场是在习水一带广为传承的民族文化活动,其历史已经很悠久了。赶苗场作为少数民族自主开展的文化活动,经过无数代人的传承和发展,逐步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和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

赶苗场其意义十分独特,醒民镇地处川黔边界,通过活动的开展,促进了两省人民和苗汉人民的交往和发展,促进就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很多年以前,一苗族祖人,从江西为一冯姓汉人牵马来到贵州遵义醒民榨山坝,到达后冯姓主人非常好客,盛情挽留下了他们,并将醒民镇榨山坝的青凉山到青龙杠划给了苗族祖人,苗族祖人们以打猎为生。

明末清初,土匪头目刀大胖抢劫苗族族人,打死了苗族祖婆熊氏,苗族领头人李二顺带领族人与熊氏四川娘家苗族数百人,带着武器将刀大胖围困、缉拿归案,在仁怀府李郡王授意下,将李二顺定为苗族头人,自行解决刀大胖一事。

苗族头人李二顺组织族人经过商议,决定通知四川的观文、白沙、大村、龙山、贵州的良村、温水等地苗族族人,于正月初三到醒民榨山包(现龙坪四组),将刀大胖处决,并将每年的正月初三定为苗族会亲、说亲、访友、通婚的节日。

后来,因为榨山包(现龙坪四组)地方较小,在一次开展庆祝活动表演节目“高脚马”时,将四川观文的一苗族族人挤入油锅中烫死,为了安全起见,通过苗王与地方乡长商议,将榨山包、大天6、7、8组命名为榨山坝,因当时交通不便,此处是赤水土城通古蔺之要道,并在榨山坝设驿站、食店、烟馆,方便布帮行人住宿活动。榨山坝也是苗族汉族解决恩怨之地。

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苗族人民的通婚一直在本民族内进行,这样严重地束缚了本族人民的发展,特别是未婚女性的出外自由,平时他们不能随便离本土一步。这就限制了苗族未婚青年在选择配偶上的自由,在思想感情交流等方面设置了障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苗族内部有全民性集会的要求,就自然地应运而生。榨山坝赶苗场——苗家全民性的集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兴起来的。

苗王李二顺、李德林、李三和、张银海、李少文等几代人的努力下,现今的榨山坝在正月初三赶苗场踩山节这天,载歌载舞、吹芦笙、对山歌、跳苗舞、吃苗粑等,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应有尽有。少数民族青年谈情说爱、购物,汉族家长带小孩找苗族女当干娘,以求消灾免难、吉祥平安。现场车停数百辆,八方宾客蜂拥而至,场面实为壮观。

苗族未婚青年围成一个小圈,用苗语交流思想感情,男女各站一边、面对面、一问一答,开始对歌相亲。在苗场上苗族中老年人互相交流芦笙制作和其它生活工艺制作等技艺。汉族和苗族群众自主进行商品交易,交易商品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整个活动从早上六、七点开始,到下午五、六点钟,人们才带着老人、小孩慢慢的离去。

赶苗场是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所,表现民族文化的活动,其丰富的表现内容,是长期以来,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自我意识”空间和“渴望交流”空间具体体现,其形成的模式具有独特的山民意识和民间文化礼仪习俗,具有广泛的承继性。通过活动的不断开展,思想进步了,观念转变了,苗族青年的通婚选择范围扩大了,不足限于在本民族内,已经逐渐扩大到了和汉族通婚。这样就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醒民镇历史上处于极为封闭的大山环境,在这种环境产生了一种渴望与外部交流的潜在意识,使赶苗场活动延续至今,并处于扩大上升的范围。通过赶苗场的形式传承,成为醒民镇传统文化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赶苗场活动的开展,在使传统文化得以发展的同时,还是传统民族文化展示和商品流通的桥梁;记载了多民族融合、和谐、团结发展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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